文旅部整治强迫购物等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指导案例发布

黄教授说，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住房的期望很高，希望马上就能买上自己的房子。

从现在开始，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将不再看经济增速，而是要看他们在清理不良债务等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至少官方宣传是这么说的。即便是其中较为乐观的一份报告也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在短短两年半之内上升了近70%，即使是剔除或有债务之后的涨幅也达到了40%。

中国政府预计2014年的经济增速约为7.5%。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任期内，中国政府痴迷于追求经济扩张。译者/马拉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但最终的结果或许比他们预计的要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但质量有所提高。  如果说胡锦涛执政期间的中国经济就好像是一个嗜增长成瘾的人，那么习近平现在希望用美沙酮来为之戒瘾。

债务规模显著增长，而其中有一些是无法偿还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认为，如果注入国有经济的每一元钱都转移到私营企业，生产力可能提高一倍。但是，从成本比较优势与技术创新优势来看，整个世界趋于越来越平衡，这就意味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的经济变化已经不再可能，世界经济将趋于一种更加平衡的发展状况，其中一部分资本与产业会回流，由此美国与西方经济将逐步回升，一部分资本与产业会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与地区如东南亚，非洲等，由此将推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但是大部分资本与产业依然会停留在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因为它们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那么，过去10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何会陷入迷失与衰退呢？原因恰恰就在于世界经济结构与体系的改变。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全球财富出现了倒流，富国在变穷，穷国在变富，因为生产基地、资本和技术移至发展中国家，它们被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其出口及外汇诸备，与此相对，因为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而美国与西方国家则因为经济长期停滞衰退，成本开始下降，利润正在提升，由此正在吸引资本与投资的回归，所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将面临再次洗牌。

在这一体系中美国和西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生产和研发集中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形成所谓中心与周边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全球经济循环机制中，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穷国愈穷，富国愈富，事实上近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体系。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了世界的生产，所以他们成为富国，而另一半只是原料产地，所以成为穷国。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分析美国经济衰退与中国崛起时曾经说到，也许美国失去的就是中国得到的，其意是中国崛起很大程度是美国与西方资本与产业转向中国的结果，也是美国与西方衰退的原因，这种转移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但是，目前双方关系变化又到了一个转折点，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已经无法继续购买和进口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生产的商品，除非中国和其它国家继续借钱给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没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造和生产将面临困境，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由此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与加工基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缺陷，【3】因为劳动力的刚性过剩及物化资本的刚性紧缺，造成了劳资在市场中永久性的不公平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不但是引发原始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弊端的根源，而且也决定了纯粹由市场所决定的分配结果，不但是不公平的，也必然会产生贫富二级分化。

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必需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参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其二，我们必须遵循罗尔斯：只有在对社会中受益最少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接受。但是工会的职责和功效，但也仅此而已，绝对不能以强制的手段来使工会的功效产生异化，走向对自由、自主、自觉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反面，成为对市场的强制性干涉。（假设设备等其它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有剩余。

这种观点，可以说也就是变相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只不过在马克思按劳分配原则中，因劳动无法计量，所以，所谓按劳分配的实质根本不可能按劳动来分配，所有高举按劳分配大旗的分配制度，在本质上无一例外地都是按权力意志分配，也就是由掌权的长官说了算，根本就没有任何标准可言。

所以进行二次分配就不但是必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11】如果我们否认道德价值应该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标准之一，或者说应该由工会和政府参与调解下的市场根据个人的社会贡献来决定社会收入分配，那么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受益者往往在经济合作中贡献最小。

我们拿市场经济的价格模型来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均衡，即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资本收益、即利率（平均毛利润）等于边际劳动力收益。【6】 我且暂不分析周宝松先生的不同意的理由，先来论证我为什么不同意罗尔斯事实上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视自然禀赋的分配为社会共同资产的看法。对工会来说，其职责和权利仅仅就是打破劳动力刚性过剩和资本，尤其是物化资本的紧缺造成的劳资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及由劳动力的生存迫胁造成的无法拒绝低工资引发的市场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失效，即无法因低工资造成劳动力供给减少来恢复劳动力价格的均衡。的原则来调节这种收入差异。【5】但周宝松先生明确说明：我不同意这种对差异原则的诠释。所以，遗产税就是在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的程序公正性两大原则之间的一种平衡，遗产税的税率就是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的。最近在爱思想网上读了周宝松先生《道德平等、分配正义与差异原则》【1】的文章，在文章中周宝松先生分析论述了罗尔斯的收入差异原则并论述自己对社会分配问题的理论观点。

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这个标准，同样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标准，也就是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确认的社会贡献，才能够获得合理收入。

但我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是，我认为市场虽然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在这里虽然有标准，但因为是人为的因素，所以任何人为的事情都可能存在差错和失误，不可能绝对正确，就好比目前发达国家客观存在的超福利、过度福利现象等。

周宝松先生在文章中说：罗尔斯认为，如果要决定道德应得的基础，便必须预设一个整全性的道德学说，而这却是政治自由主义必须避免的，因为它不可能达到交叠共识的目标。而他们认为不可能存在这种标准的理由就是：社会不像社团（association），故没有宗旨或目标可言，因此无从界定‘贡献。，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不但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也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各理论流派应该是相通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一个这样安排使他们：1、在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量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这也就比较完美地解决了周保松先生文章中的难题：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该不该为个人所得。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那么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以此作为标准此来评判和界定人们的社会贡献，并以贡献量的大小来作为社会分配的标准。

哈耶克在指出的过于平均的贫富差距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10】，这是因为它遏制了社会精英好，即强者开拓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衡量贫富差距是否科学和恰当的另一个标准，就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应该，也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

这是因为如果这种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和家庭、环境所创造的财富完全由个人所得，即使是排除了市场先天性缺陷的弊端，也完全有可能就此引发不同程度的贫富二极分化，也就必然危害上述社会分配原则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贫富差距同样也必然应该具有一个适当的限度和范围。

同样的道理，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也会通过遏制大众进步、遏制大众向精英和强者跟进的步伐。以及遏制从民众中培育、产生新的精英的能力而遏制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同样也会因此而造成遏制精英和强者进一步开拓和创新的阻力。一次分配原则应该以上述标准来评判个人的劳动贡献，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作了部分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全部为劳动者个人所有。二是，经济条件的改善、收入的增加，以及收入差异的存在，必须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原则。

必须重复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最大利益，不是指绝对数，而是指比例上、基尼指数概念上的。在这里有二大环节，就是经济学中的二大分配环节。

三是，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救济，也同样符合社会精英群体的理性自私的本性和本能。如果我们以个人的贡献为标准来进行社会收入分配，那么造成个人贡献差异的基础，除了无法掌控的偶然因素之外，就是由包括个人的天赋才智和劳动能力在内的人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

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会反对基尼指数应该控制在0.25至0.35之间，这是贫富差距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程度和范围。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市场均衡。